五～六万年前，赣鄱大地就有人类活动，先民们刀耕火种，渔猎采集，在江西的历史源头上艰辛开拓。当产品有了剩余，便产生了交换，逐步产生了商业活动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江西的传统商业为赣文化的繁荣，为灿烂的中华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。
 
一
 
　　要描述江西的商业文化，有必要对江西传统商业的发展轨迹作一简单的回顾。
 
　　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开始兴起的时期，江西经济从此开始起步。春秋战国时期是江西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，江西经济得到开发。秦汉六朝时期，江西经济处于初兴阶段。随着铁器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的引入，农业生产率得以提高，土地垦荒面积得以扩大，江西在原来“火耕水耨”、“饭稻羹鱼”的基础上，逐渐形成了以稻作为主兼及渔猎、家禽饲养和竹木、茶叶、蚕桑等种植业的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格局，并由此带动了手工业、商业的进步。
 
　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，为商业的繁盛提供了物质条件。进入隋唐，江西社会经济迅速崛起。从隋唐到五代，江西人口逐年递增，农村劳动力充裕，逐步成为全国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和江南粮食的主要集散地。如“庐陵户余二万，有地三百余里……土沃有稼，散粒荆扬。”1庐陵的粮食远销荆州、扬州等地。唐代江西的茶叶、柑桔、夏布、药材、造纸等也很有名，许多产品是朝廷贡品。“商人重利轻离别，前月浮梁买茶去。”浮梁在唐代已是著名的商品茶产地和集散地。唐代江西的洪州窑名气很大，陶瓷产品运销全国各地。在江西众多的手工业生产中，以造船业最为发达，“舟船之盛，尽于江西”。京杭大运河的开通，赣南大庾岭的开辟，沟通了南北的商路，促进了江西与北方和南粤的经济交流，对江西的商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。
 
　　两宋是古代江西经济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。宋王朝建立后，江西人口激增。农业劳动力的增加，耕地面积的扩大，农田水利的兴修，生产工具的改进，先进稻种的引进，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，江西“沃壤百里”，“稻云烘日”，成了国内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。江西每年发运京师的漕粮，北宋时至少120万石以上，南宋时至少在200万石以上，元朝时至少占全国的三分之一。2宋元时期，江西的手工业空前发达。还有信州、饶州等地的采矿、冶铸生产，铅山山场的胆水浸铜，饶州永平监的铸钱业，上高蒙山的银矿开采，洪州、江州等地的造船业，萍乡等地的纺织业，吉州、抚州、信州等地的造纸与刻书业，都极有名气，誉满汴京。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，商业贸易日益繁荣。宋元时期，江西水陆运输通畅，赣江、鄱阳湖得到修固，赣南大庾岭进一步拓宽，南北商路广为连接，出现商贾云集、贸易繁盛的景象。宋元江西虽不是沿海城市，未设市舶司(外贸机构)，却是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和水陆运输枢纽地，“广南金银香药、犀角、百货，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”，3从赣江入长江经北运河抵达汴京。当时江西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金、银、铜、锡、铅、铁等五金原料，纺织品、纸、瓷器等手工业品，茶叶、柑橘、蚕麻、糖等农产品。景德镇青白瓷窑、吉州永和窑、南丰白舍窑、赣州七里窑是闻名中外的四大瓷窑，产品远销日本、朝鲜、东南亚、中东、非洲等地。元王朝将景瓷出口视为课税的一大重要来源，特设浮梁瓷局，专管瓷器产销、税收等业务。
 
　　明代是江西经济传承两宋之盛持续发展的时期。由于客家人的大批迁入，江西山区得到迅速开发。客家人大规模地种植油茶、苎麻、蓝靛、烟叶、甘蔗、棉花、油桐、漆树、水果等经济作物；同时随着一些水稻新品种的传入，稻作技术的进步，农耕制度的变化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，江西的商品性农业得到了发展，江西在朝廷全国征粮一直位居前列。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，在制瓷、刨烟、造纸等传统手工业中已有颇具规模的手工工场，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。商业方面，出现了足迹遍及全国的“江右商帮”。
 
　　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，清代江西的商品交易活动，呈现日趋活跃的局面，主要表现在粮食运销江浙粤，油茶、油桐等产品行销大江南北，花卉远销江淮，烟丝、蔗糖、花生等经济作物产品也行销甚广。
 
　　进入近现代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江西经济走向衰落，商业活动与其他省份相比也是日渐式微。
 
二
 
　　集市贸易，是中国城乡传统的商品交换形式。墟市、集镇、城市作为商业活动的市场载体，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又互相联系，它们承载了不同层次和等级的集市贸易。
 
　　(一) 农村墟市
 
　　墟市是农村定期交易商品的市场，“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”。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促进了农村墟市的形成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写的一首诗《前坪寺戏书触目》，就提到抚州临川县一个墟市：“稻秧正青白鹭下，桑椹烂紫黄鹂鸣。村墟卖茶已成市，地薄打麦惟闻声。”4
 
　　可以说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些颇有声名的墟市，如新喻的鹄山墟、天井墟、东干墟、高湖墟、武林市、颖江墟，上犹的清湖墟、中稍墟、石崇墟，定南的城隍墟、下历墟、鹅公墟、天花墟等等，一般每旬开墟三次(一、四、七，二、五、八，三、六、九)，这种时间安排，方便了老百姓的交易活动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，在同时经营粮米蔬菜和茶具农具的“综合性墟市”普遍兴旺之时，以专做某一种商品交易的“专业墟市”也应运而生。在新淦县，城东墟，花布专行，列肆骈集；迎春门外墟，米市及牲口行；宾明门外墟，米市及猪行；余干县的万春乡盘田墟，出产黄布，每年秋季，北人以丝绢来贸易。都昌县周溪市，烟叶日多，贸易并集于兴；兴国县衣锦乡、城宝乡各墟市皆卖夏布，夏秋间每值集期，土人及四方商贾云集交易；宁都县的安福乡会同集、仁义乡固厚集、怀德乡横溪集、军山集，广昌县的甘竹、白水、头陂、驿前、尖峰、小南、长桥等处墟市出口货以夏布为大宗；在万载县的大桥乡，有夏布行七家，潭埠、金树乡各有布行三四家，年销售量都在万余卷。5墟市还有与宗教活动相结合的特点。如南昌西山万寿宫，每年在许真君升天日为祭祀而举办庙会，“远近之人，扶老携幼，肩舆乘骑，肩摩于路。且有商贾百货之射利，奇能异技之逞巧，以至茶坊、酒炉、食肆、旅邸，相继于十余里之间，终月乃已。”又如石城县高田的牛马岗墟，因将军庙会的缘故兴旺了二百余年，庙会期间，外地客商如云，高田周围的三十余家客店天天客满；庙会期间的各种商品被视为吉祥物，生意非常红火。墟市贸易的兴繁，为其他市镇的崛起与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背景。
 
　　(二)四大名镇
 
　　率先兴起的市镇，一般都是州(府)县的治所。非府县治所的市镇，则表现了很强的经济活力。明清时期享有盛誉的景德镇、樟树镇、河口镇、吴城镇是其中的典型。
 
　　瓷都景德镇
 
　　景德镇素以制瓷出名。根据目前的古代窑址和出土实物考察，景德镇至晚在五代时期已经开始了瓷器的烧制，而文献记载则远早于此。景德镇一名始于北宋景德年间。元代在景德镇设“浮梁瓷局”，这是历史第一个官方瓷业机构。明代初期，景德镇设御窑厂，专门烧造官府用瓷，促进了瓷业进一步发展，“工匠来八方，器成天下走”正是当时极好的写照。明代的景德镇不仅官窑兴旺，民窑也有很大发展，形成了“官民竞市”的局面，此时的景德镇已成“天下窑器所聚……万杵之声殷地，炎光烛天，夜令人不能寝”6的江南雄镇。
 
　　生产的发展带来销售的兴盛，明清商业巨子徽商、江右商、江浙商多以此而牟大利。沿及清乾隆时，景瓷“已盛行于世，为出口货第一特色”。景瓷畅销四方，遂成为商贾云居之地，大批行商坐贾的到来，使景德镇成为全国最大的瓷器交易市场。伴随着大批商人和达官贵人及其他流动人口的涌入，一批服务性行业应运而生，粮食、布匹、钱庄、药店、客栈、百货、油盐、交易兴盛，还有一些外地旅景人员建立的商业会馆和书院、学校以及养济院、广济堂、茶馆酒肆、说唱戏台等，至乾隆时，前后街市十三里，人口达二十五万，赢来了“千猪万米”的码头，“山里江城”、“小秦淮”等美称，也正因如此，不仅使得景德镇在省内雄居“江西四大镇”之首，而且与佛山镇、汉口镇、朱仙镇，并称为全国四大名镇，为中华之瓷都。
 
　　南国药都樟树镇
 
　　从汉代葛玄来到樟树炼丹采药算起，樟树医药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。樟树药材交易，经历了药摊、药店、药码头和江南药都四个阶段。三国时代，樟树镇就有药材摊贩摆摊卖药，悬壶施诊；唐代樟树即辟有药墟，到宋，已形成药市；至明，则有“药码头”之称，明代隆庆、万历年间，樟树已是“烟火数万家，江广百货往来，与南北药材所聚，足称雄镇”，年镇税2000余两，是同期佛山镇的5倍。7到清代，樟树已成为南北川广药材总汇之所。镇区内开药铺约200余家。药行的经营方式专为四方客商及药材生产者代购、代销、代存、代运、代垫运杂费，并接待客商住宿。此外，有自营贩运业务购销远运的药材号，如专营洋广货的“广浙号”，专售西北、西南、东北各省出产药材的“西北号”，他们在湘、汉、粤、桂、禹、祁、川、陕等地遍设分庄，并在湘潭、汉口、重庆等大商埠普设专店，连接樟树形成网络，使樟树变成以交易药材为主的中心市场。“药不到樟树不齐，药不过樟树不灵”的美誉，四处传播。
 
　　纸茶业重镇河口镇
 
　　河口位于铅山与信江交汇处，属广信府铅山县，明代经此通往浙江常山的商道，“为云、贵、川、广、两湖等省通衢，商旅差使往来络绎。凡有行李货物过山，均系投行，转交歇夫店家保雇人夫挑运”。8明中叶以后，随着信江流域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，随着赣江水运和横贯江西的萍乡——铅山——常山的商道的兴盛，地当闽、浙、赣交通要冲的铅山，其经济、交通地位迅速提高，河口 镇遂应运而生。
 
　　纸的加工与贸易是河口镇的一个重要特色。明代，铅山是一个重要的纸产地，不仅产量多，而且纸质上乘，史称“铅山惟纸利，天下之所取足，故四山皆煮竹为生”。其邻近的玉山、广丰、上饶诸县也盛产纸，但外销均需先由小船运至河口，俟重新包装后，再散之四方。茶叶贸易是河口镇商业贸易的又一大宗。广信府的上饶、玉山、广丰、铅山所产之茶，向以“河红玉绿”著称，并有着悠久的种茶、制茶的历史，明中后期经河口转运的茶叶即被销往信阳、芜湖、舒城、安庆等地。
 
　　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又使得河口成为东南、中南地区各种商品的重要的集散转运地，成为全国性市场的一个主网结。至迟在万历时，来自福建、广东、湖广、江浙、河南等地的百余种较大批量的货物，荟集河口镇，甚至连笨重的铁、铜、锡也分别自粤闽运来河口交易。沿至清代，兼及粮食、杂货等业，总计年流通额在200万两左右。
 
　　外销集散码头吴城镇
 
　　吴城镇，地处江西北部，鄱阳湖西岸，赣江和修水的鄱阳湖入口处，是全省首屈一指的航运转输码头。
 
　　伴随赣江商运的发展，吴城早在唐宋时就有商人驻足，不过规模和影响一直不大，在明中叶以前，依然是“居民稀少”、“店屋百十数耳”。正德(公元1506～1521年)以后，随着全省和全国性商品经济的发展，赣江、抚河、修水日趋繁忙，吴城的地位也日显重要。吴城濒江而瞰湖，凡商船之由南昌而下，由湖口而上，道路所经无大商埠，吴城适当其中。故货之由广东来江者，至樟树而会集，由吴城而出口，货之由湘、鄂、皖、苏入江者，至吴城而趸存，至樟树而分销。四省通衢，两埠为之枢纽”。因而在明后期，“……商贾辐辏……市廛萦迭，几无隙地”，成为“舳舻十里，烟火万家”9的发达镇市。
 
　　(三) 商业都会
 
　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推动了城市的繁荣，而城市的发展又带动了商业的兴旺。从汉代设豫章郡开始，由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的原因，江西逐步形成了豫章(洪州)城、浔阳(江州)城、吉州城、虔州城、饶州城等大中城市和一大批县城，它们在承担政治、军事的功能过程中，逐步成为商业都会或重要的商品交易市场，为江西的商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限于篇幅，此处不赘。
 
三
 
　　明代，农业和手工业得到较大发展，为江西商人外出经营提供了条件；加之土地兼并，使失地农民不得不外出谋生。因此，无论是从业人数、经营规模，还是活动范围、社会影响，明代的江西商人都超过了前代。“自江北视之，江东在左，江西在右”，10江西又称江右。江右商成为与徽商、晋商、闽商齐名的地域性商帮。
 
　　江西商人中既没有出现和徽商拥资数百、上千万的富商巨贾，也没有形成晋商那种网络全国的垄断性行业。11但是，江西商人却以其强大的渗透力，凭借着小本买卖，流寓四方，在全国市场中占有不可小视的一席之地。
 
　　湖北、湖南邻近江西，当时这两个省的主要商业基本上控制在江西商人手中。武汉三镇的盐、米、木材、药材、花布、典当六大行业，无一没有江西商人活跃其中，尤其是药材业，几乎被江西清江(今樟树市)所垄断。湖南的长沙、岳阳、衡阳，是江西商人聚居之地。当时湖广一带流传着“无江西人不成市场”12的民谚。不仅如此，西南的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交通不便的地方，更是江西商人独来独往的地方。有学者考证，云南居住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江西人。王士性曾这样说过：“滇云地阔人稀，非江右商贾侨居之，则不成其地。”13 福建、广东、广西的商业虽然也比较发达，但主要是海上贸易，而这些省内的山区地带，基本上都是江西商人活动其间。
 
　　江西商人也向北方各省发展，尤其是河南省。江西商人在河南经商赚钱，曾引起河南籍官中的不满，他们多次上书朝廷，要求驱逐当地的江西商人。江西商人同样也向京城发展。除了做各种贸易的，许多百工技艺，比如做糖人、补瓷器、冶铁铸器、细木匠等等，他们都在北京争得了一席之地。明朝时期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，其中江西就有14所，占34%，居各省之首。到清朝末年，北京有会馆387所，江西51所，占12%，14比重虽少于明朝，但仍居各省之首。
 
　　江右商人的经营内容很广，盐业、粮食、药材、瓷器、茶叶、木材、采矿、冶炼、苎麻、夏布、烟业、甘蔗、木炭、豆腐、高利贷等均所经营。以茶叶为例，江西商人不仅在本省浮梁、宁州、赣南等地设立制茶手工工场，而且还广泛涉足邻近省区，租占山地丘陵，垄断茶叶的生产经营。如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，既“多租于江西人开垦种茶，其价甚廉，其产殖颇肥”，直至清前期，武夷山茶的生产、加工制作和运销，主要控制在江西商人手里。
 
四
 
　　四海为家、诚信为本、小富即安是江西商人在精神、理念层面的显著特征。
 
　　四海为家
 
　　江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极广，东乡县商人“牵车者遍走通都大邑，远逾黔滇不惮”。南昌县“之为商者，其言适楚，犹门庭也”。丰城商人“无论秦蜀齐楚闽粤，视若比邻”。清江县商“粤吴滇黔无所不至焉”。在地旷人稀的云南“非江右商侨居之，则不成其地”。在湖北天门的皂角市“其人土著十之一，自豫章徙者七之，自新都徙者二之，农十之二，贾十之八”。“云南全省，抚(州)人居什五六”。一些商人的足迹已远涉海外，如丰城商人“浮海居夷，流落忘归者，十常四五”。15就连满喇甲(今马六甲)琉球国(日本冲绳)都有江西人经商的足迹。樟树一带曾流行一首《抒怀歌》：“月儿充光照床前，可叹明月缺半边。早知一去三年整，我只要郎君不要钱”。从这首歌谣可以看出樟树人经商过程经历了多少离别与艰辛，也反映了江西商人四海为家的情怀和不畏艰辛、坚忍不拔的意志。
 
　　诚信为本
 
　　从江西商人的社会构成来看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：一类是弃农经商者；一类是弃儒经商者；还有一类就是出身于商贾世家，继承父祖业者。不管是哪一类商人，他们大都坚守诚信为本的经营之道，这恐怕也是江右商能与徽商、晋商齐名的原因之一吧。
 
　　江西商人十分注重商业信誉，讲究职业道德。他们认为要待人以诚，才能做长久生意，打长久交道。江西商人的“诚信”有一个典型事例：临川张世远、张世达兄弟交替往汉口贩卖纸张，一次，张世达从汉口卖纸回来，和世远一算纸价，发现货主多给了100两银子，兄弟俩商量后认为，此是非份之财，应该还给货主。下一趟本来由张世远去汉口，但为这种事，仍由世达去。张世达将货主多给的100两银子全买了纸，携往汉口，找到货主钟良佑说明原委，钟又感动又佩服。
 
　　又如石城吴大栋，父母死时，留有债务未偿还。十几年后，吴大栋从广东经商回来，稍有积余，就带着财物往寻债主。这时，债主早已去世，借资也无文字凭证，其家人亦不知此事，吴大栋仍然反复说明原委，连本带息还了这笔债务。16
 
　　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，江西商人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，一旦相互共同出资做生意，就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不待明言的契约关系，即对方有什么事找到自己，自己都应负道义上的责任。有这么一件事，颇能说明这种现象：江西大余县的刘永庆和易明宇，明崇祯年间同往浙江等地进行贸易，后易明宇生病，病重之时，以妻子相托付，嘱刘永庆多加照顾。易明宇死后，刘永庆为易明宇妻子安置好生活，担负起赡养易明宇妻子的责任。后易明宇妻子又去世，刘永庆又为易明宇之子取妻成家，并将自己的财产和僮仆分给易明宇之子。17
 
　　江西商人讲究“贾德”，注重诚信，这是江西人质朴，做事认真的性格外在反映，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。
 
　　小富即安
 
　　明代曾有人对最善于经营的徽商和江右商作了一番评说：“天下纤啬者，必推新安和江右，然新安多富，而江右多贫者”。“江右多贫者”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，但江西商人中小富即安的人生理念可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。
 
　　南昌有个姓李名善萃的人，自幼聪明过人，见父兄在田里辛勤劳作，发誓要改变这种情况，成年后便出外经营，生意做得很大，然而一到家境富裕，吃用不愁时，就不再出门，做了土财主。
 
　　金溪徐廷辉，从十七岁开始赴云南经商，有赢利就寄回家供养老母，稍有一些钱，便决定不再外出经商了。
 
　　抚州有个赵雪涛，说来更是离奇，他在云南做生意时，积累了一点资金便每天缩短营业时间，估计获利可供一天的费用，就关起门来看书。
在思想深处，江西商人还着“水满则溢”“月满则亏”的观念，他们认为钱多了并不是件好事。明代万载商人彭顺的看法代表了江西商人的意见：“天生财必有用，无则取于人，有则与人，乌用作守钱佣为。”
 
　　明正德时瑞昌人董伯益，家资较富，远近皆知。恰值宁王朱宸濠起兵将他儿子抓去做人质，胁董伯益出银1000两作为军费。通过这一事件，董伯益悟出一个道理，他对儿子说：“千金活汝，亦几杀汝。”18于是尽散家财。
从小富即安的人生理念可以看出江西商人，多了些儒家思想的影响，少了些追求最高利润的抱负；多了些小农经济的束缚，少了些强烈进取的胸襟。
 
　　进入21世纪，历史翻开新的一页，江西正在掀起全民创业的热潮。江西传统商业文化一定能给今天的创业许多启示与借鉴。在全民创业的过程中，我们失去的一定是束缚与禁锢，收获得一定是成功与崛起。